了，可不城关镇原来的村民坚决不同意。他们咬定那块地历史上是村集体的，棉纺厂只是租用，早就该还了。矛盾一下子激化了，非常尖锐。我们一直在做工作，也开过好几次协调会，我亲自去谈过，可效果……不理想。”

“村集体？”于伟正追问了一句。

“是，”郑红旗接着汇报，“五十年代建厂初期，政策上有些地方不健全。当时棉纺厂是县里的重点企业，用地比较粗放。有些地的手续上，写的就是‘租用’，期限三十年。从法律上讲，租期确实早过了。但后来县里为了支持厂子，也出过文件，算是把土地使用权划拨给了棉纺厂。所以这地的权属，历史上就有纠葛，一直没彻底理清。为这个，城关镇和棉纺厂的职工打过好几回架了，互不相让。棉纺厂现在效益很差，工资都发不全，就指望这块地盘活……”

“好了，具体情况我大致清楚了。”于伟正再次打断“我没时间听你细说那些陈年旧账。我给你们的任务就一条：依法依规，妥善解决问题，化解矛盾。绝对不能再出现群众大规模上访，更不能出现堵路拦车这种恶性事件！红旗同志，你是副厅级的县委书记，放眼全省，像你这样级别的县一把手，也没几个。组织上对你委以重任，这里面是包含了很大期待的。一个梁满仓，现在是不想管，我看也管不了。市委对你们曹河县班子的现状，很不满意！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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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红旗默默听着。他自然明白这些话的分量。许多问题积弊已久，他原本想从经济改革入手，推动企业改制自救，盘活资产。没想到，棉纺厂卖地求生的举动，会像一根导火索，又引爆了沉积几十年的土地矛盾，引发如此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。这里面反映出来的，绝不仅仅是经济问题，更是复杂的历史遗留问题、干群关系问题，乃至基层治理能力的短板。

郑红旗初到东洪也是信心满满，想着大干一场，他心气是高，想推动曹河县第一家国有企业顺利改制，闯条路子出来。可当数千群众被动员起来，那种压力和冲击，不是一个县委县政府能轻易压下去的，更不是光靠行政命令就能解决的。

“你现在有什么具体想法？”于伟正问。

郑红旗又看了看梁满仓。梁满仓这次很明确地点了头，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了两下。

“于书记，”郑红旗说，“满仓同志身体一直不太好，年龄也快要到线了，他个人多次向我表达过，希望从县长位置上退下来，调整一个相对轻松的岗位。我个人的建议是，市委能否考虑，给曹河县选派一位年富力强、敢于担当、能打硬仗的县长过来？这有利于打开局面。”

电话那头，于伟正似乎笑了一声，很短促。“红旗，你别跟我在这唱高调。有没有具体的人选考虑？说说你的看法。”

“于书记，这涉及重要人事安排，肯定得由您和市委把关定向，我坚决服从组织决定。”郑红旗回答得滴水不漏。

“郑红旗，你又来这一套！”于伟正的声音提高了些，“怕担责任，就往上面推？如果什么都要市委来定，要你这个书记干什么？要你们县委干什么？好了，你告诉梁满仓，让他再坚持站好最后一班岗。按我以前的脾气，就冲今天这事，我先把他一撸到底！但这个同志，毕竟是庆合同志当年一手推荐起来的，我也不好一点面子不给。这次县里干部联动调整，让他下来。你跟他把话讲清楚，下来之后，就去二线养老去！”

梁满仓就坐在旁边，听得清清楚楚。他闭上眼睛，缓缓点了点头，一直紧绷的肩膀，几不可察地松塌下去一点，仿佛石头终于落了地，却又空落落的。

“于书记，这一点您放心，满仓同志的工作，我去做。”郑红旗应承下来。

“嗯。”于伟正语气缓和下来，“刚才我有些话，说得重了。但红旗，你得体谅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