年头不短了吧？”

邓文东笑了笑，既不过分热络，也不显疏离：“书记，我是八五年从下面乡镇调上来，进的组织部党建科，从副科长干起。后来在干部科当副科长、科长，再到副部长。今年……承蒙组织信任和红旗书记关心，才接了部长这个担子，时间还不长。” 他的履历叙述平实，却巧妙点出了“红旗书记关心”这个关键。

能从组织部副职直接跃升为处级的县委常委、组织部长，这在县级人事变动中绝非“顺理成章”那么简单。

我接过话头，目光却落在那摞档案材料上，似是无意地提起：“我看过一些之前的记录，上一任组织部长，好像是受李显平书记那件事的牵连，才出了事？”

邓文东的神色瞬间收敛，声音压低了几分，带着一种复杂的感慨：“我们之前的黄部长……唉，说起来也是个能干活的人，可惜了。他……他经济上其实问题不大，主要还是政治上不够清醒，给李显平行过太多‘方便’，有些界限没划清，犯了错误。”

我笑了笑，能够客观评价一个落马的老上级，说明邓文东是重感情的。就淡然道：“文东同志，在咱们这个位置上，‘行方便’本身，很多时候就是违规的起点。” 我摆摆手，不想在这个问题上深入，“算了，过去的事，自有组织定论。我们还是要往前看。”

我将话题拉回当前工作：“文东部长，这样，你再统筹协调一下。春节前，时间很紧了，但咱们还是要尽可能把县里主要的国有企业都走一遍，尤其是那十来个千人大厂。重点不是听成绩汇报，而是听真话，听困难，听基层干部和工人代表的想法。到时候通知一下分管工业的苗东方副县长，请他全程参与。”

“好的，李书记，我马上落实。”

“明天去高粱红酒厂！”

又闲聊几句，邓文东起身告辞，步履沉稳地离开了办公室。

门重新关上，室内恢复安静。我的目光落在档案材料上。我挪过那摞材料，开始翻阅。

内容确实丰厚，目录清晰。第一部分是县直单位党政主要负责人，第二部分是乡镇领导班子成员，第三部分，也是厚度最大的一部分，是全县四十七家县属国有（集体）企业的领导班子成员档案汇编。我看了看旁边的“曹河县国有企业经营状况概要（1992年度）”。

我先快速浏览了那份概要。数字冰冷而刺目。整个曹河县，职工人数超过三千的“巨无霸”国企仅有一家——曹河酒厂；超过两千人的有两家；超过一千人的则有七家。这十家企业的在职职工总数，就占了全县国企职工的近四成，利税总额更是举足轻重。其余的三十七家，规模虽小，但多数也面临着设备老化、产品滞销、负债经营的困境。

“十家定乾坤，三十七家添烦忧”，我脑海中闪过这个判断。曹河的国企改革，成败关键，无疑系于这前十家，怪不得市里不让动曹河的国有企业，牵一发而动全身啊。

接着，我开始仔细翻阅人事档案部分。样本量足够大时，一些普遍性的特征便浮现出来。绝大多数干部，尤其是企业干部的“最高学历”一栏，填的是“初中毕业”或“高中毕业”，偶尔有“中专”，而“大专”及以上者凤毛麟角。

这清晰反映出，前些年国家分配来的大中专毕业生，很少能进入这些县属国企的管理层核心，大多在技术岗位或基层科室。

寒门子弟苦读跳出农门，来到县城，却往往在复杂的人情网络和论资排辈的国企文化面前止步，难以真正成为决策层面的“贵子”。

这不仅是人才的浪费，更是企业缺乏创新活力、管理僵化的深层原因之一。

“必须打破这种局面，”我暗自思忖，“要推动一批有专业背景的大学生，走向企业领导岗位，哪怕先从副职干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