家比较一致的看法。县里财政的情况，在座都清楚，寅吃卯粮，兜比脸干净，想拿出大笔钱来救急，不现实。银行那边，旧账未清，信誉受了影响，想新增贷款，更是难上加桥。这么看下来，盘活厂里闲置的那片地，确实是眼下棉纺厂自己能抓住的、最实在的一根救命稻草。这条路，理论上走得通。”

我点了点头，目光转向分管建设和国土的副县长孙浩宇：“孙县长啊，土地出让这一块，政策法规你熟。周主席说的这条路，从政策上讲，有没有硬伤？具体操作，最大的坎儿在哪儿？”

孙浩宇显然琢磨过这事，回答得挺顺，但眉头拧着，一副棘手的样子：“李书记，从政策层面讲，如果企业是土地的合法使用权人，土地用途符合规划，县政府主导协议出让，获得的资金专项用于企业改制脱困、安置职工，这个方向，上级是鼓励的，也有文件依据。”

他眉头一皱，手指在桌面上点了点，“可现在最大的麻烦，那块地的权属不清，有争议！城关镇西街的一部分群众，一直咬定那块地当年是村里‘借’给厂子用的，手续不完整，土地所有权还应该是村集体的。他们不认棉纺厂手里的东西。这个疙瘩解不开，前几次协调会，吵来吵去，核心就卡死在这儿了，动弹不得。”

“权属争议……” 我沉吟了一下，目光扫向坐在靠后位置的城关镇党委书记陆东坡，“陆书记，你们城关镇，还有西街村两委，在这个事上，前期都做了哪些工作？”

陆东坡一听点名，马上直起腰，脸上像是有一肚子委屈：“李书记，不瞒您说，我们镇里，还有村里那帮干部，腿跑细了，嘴皮子磨薄了！可这是历史旧账，几十年前的事了，当年经手的老支书、老队长都不在了，条子和证明村里不认说是假的。村民就认一个死理：地是祖辈传下来的，厂子红火的时候用也就用了，现在厂子不行了，地要么还回来，要么卖地的钱，大头得归村里。我们反复做工作，讲政策，也讲县里的难处，讲厂里一千多号工人等着发工资吃饭，口水说干，效果……微乎其微啊。村里几个有威望的老人，还有……还有那么几个比较‘活跃’的代表，态度硬得很，寸步不让。这群众工作……唉，真是老母猪钻栅栏——进退两难。”

我又看向国土局梁天野：“国土局老梁，你是土地爷，从专业角度表个态。按照国家现行的土地管理法规，这块地的使用权，到底该怎么认定？”

国土局梁天野推了推眼镜，回答得字斟句酌，透着谨慎：“李书记啊，我们调阅了能查到的所有历史档案。当年建厂征地，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，手续……按当时的规范是没问题的，一些关键性的批文、协议原件都在。但当时确实比较随意，按现在的《土地管理法》，这种情况是极易引发权属纠纷。我们局也参与组织过调解，但双方各执一词，分歧太大，无法达成一致意见。严格来说，这属于典型的历史遗留土地权属争议。无论最终结果如何，都可能有一方不服，棉纺厂现在火烧眉毛的境况，恐怕……等不起这个漫长的过程。”

最后，我的目光落在了县委常委、副县长苗东方身上。他是老曹河，根子就在西街村，他的态度，某种程度上能代表本土势力的一种风向。

“东方县长，你是老曹河啊，对西街村的乡情民意也熟。抛开分管工作，从你对地方情况的了解来看，这个结，有没有可能解开？该怎么解？”

苗东方一直安静地听着，手里端着茶杯慢慢转，脸上没什么大表情。被点到名，他赶忙放下杯子，坐正了身体，露出一副深思熟虑又颇为为难的神色：“李书记啊，当着各位领导的面，我说句心里话。我苗东方是西街村走出来的人，喝村里的水长大，对那片土地、对那些乡亲，有感情。于公，我希望县里的企业能闯过难关；于私，我也希望乡亲们的诉求能得到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