理解决。但这个事……确实是个死疙瘩。”

他拿着杯盖甩了甩上面的水才继续道，“不瞒您说，私下里，我也找过村里几位还能说上话的叔伯长辈，讲大局，讲利害，甚至……也暗示过，只要不再阻挠土地处置，县里和厂里可以在其他方面，给予适当的补偿。但是，难啊。”

他摇摇头，“村民现在认准了一个理，情绪很大，这已经不仅仅是钱的问题了，还掺着几十年的积怨，觉得当年吃了亏。我个人能力有限，一时半会儿，真想不出什么两全其美、能让两边都心服口服的好办法。”

他说到这里，挤出微笑，目光诚恳地看向我，“李书记，您是县委的主心骨，站位高，视野宽，政策水平也比我们强。这个事，到底该怎么定，我们完全听县委的，听您的！您指方向，我们坚决抓落实！”

有这个表态就好办了。我缓缓向后靠在椅背上，手指无意识地轻轻敲着扶手。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我身上，等着我拍板。

“都没有立竿见影的好办法……或者，现有的办法都试过了，效果不理想。” 我缓缓开口，目光扫过马广德：“群众有情绪，有诉求，这很正常啊，我们的思想工作不能停，要耐心做。但是，” 我话锋陡然一转，语气加重，“棉纺厂一千多在职职工、四百多退休工人要吃饭，要活路！曹河的国有企业改革要推进，全县的发展大局，不能因为这一块地的争议就无限期地拖下去、等下去嘛！”

我的目光扫过全场，尤其在脸色变幻不定的马广德脸上停了停：“既然行政协调的路暂时走不通，既然这本质上是一个牵扯到土地权属的法律纠纷，那我们为什么非要一条道走到黑，把自己困在没完没了的‘协调’圈子里打转呢？”

不少人露出了困惑的神情。

“我的意见是，换一个思路，换一条道来解决。把法律问题交给该接手的部门去处理。” 我继续说。

孙浩宇忍不住问：“李书记，您的意思是……？”

“啊，法律的问题，最终要靠法律来解决。” 我一字一顿，面带微笑的道，“棉纺厂，作为目前土地的实际占用方和权利主张方，可以就这块地的使用权归属，正式向县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，被告就是西街村村委会。让法院来审，来判！法院立案后，该做的调解，法院会依法组织；调解不成，法院会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，依照《土地管理法》这些法律法规，做出判决。判给谁，就是谁的。法院的判决书，盖着国徽大印，那就是具有最终法律效力的‘说法’。”

“打官司？” 会议室里响起一片压抑的吸气声和窃窃私语。

在九十年代初的基层，遇到这种尖锐矛盾，领导们习惯的思路是“捂盖子”、“和稀泥”、反复“协调”，主动引导去法院“对簿公堂”，特别是让国有企业去告村委会，这简直是破天荒头一遭。很多人脸上都写满了惊疑和不解。

我看着他们，语气微笑：“对，打官司。这有什么不可以？我们天天讲加强法制建设，讲依法行政。遇到了调解解决不了的纠纷，诉诸法律，是正大光明的途径，也是最终的途径嘛。法院判下来了，白纸黑字，该是谁的就是谁的。如果判给棉纺厂，那厂里就可以依法依规盘活土地；如果判给村里，那我们再坐下来，研究别的出路，比如合作开发、土地入股，或者县里从其他方面给予补偿。但至少，有了一个具有法律强制力的结论，打破了现在你咬我、我咬你，谁也别想动的僵局！”

孙浩宇面露难色：“打官司，这不好吧？”

苗东方也探着头附和道：“是啊，怎么能去打官司，书记，这个……？”

方云英咳嗽一声，捏着茶杯盖，面色平和的道：“书记也没说一定打官司，先是法院调解嘛，如果你们谁有解决问题的更好的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