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年运行成果。

屏幕上滚动着数据：七十三台公共打印机累计补录历史信息五千余次，四十七个家族完成名录修正，三十九所学校接入“讲述空间”系统。

“这不是纪念工程，”他说，“是让遗忘变得困难。”

就在此时，一位满头银发的退休高官忽然开口：“你们知道最早是谁提议在公共区域安装这类设备的吗？”

全场寂静。

老人没看任何人，只是望着窗外渐暗的天色：“三十年前，有个年轻人来找我，穿一身旧夹克，拎着个破录音机。他说，‘我想让城市学会自己说话’。我当时觉得荒唐，打发他走了。”他顿了顿，声音沙哑，“现在我才明白，他不是疯，是看得太远。”

会议结束，众人散去。

刘建国独自留在原地，目光停在投影幕布上。

原本的数据图表已关闭，只剩下三个字缓缓浮现，像是系统自动唤醒的遗言：

灯未熄

他没有动，也没有关掉电源。

他知道，这不是故障，也不是程序错误。

这是回应——来自某个早已不在却又无处不在的存在。

同一天傍晚，黄素芬照例推着清洁车穿过街巷。

雨水顺着屋檐滴落，她在修表铺门口稍作停留。

收音机依旧在响，声音比往日更清晰了些，甚至能听出背景里混入了一段童谣旋律，调子古老，却不陌生。

她没做记录，只是默默听着，扫帚轻划过地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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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后她继续前行，朝守灯广场走去。

一路上，她经过七处新增的“讲述角”，每一处都设有小型音响与留言板。

有老人对着麦克风低声诉说，有孩子把画贴在墙上，写上“爷爷的名字在这里”。

她的脚步平稳如常，但心口有种异样的感觉——像是有什么东西正在成型，不再是反抗，不再是控诉，而是一种无声的延续。

终于抵达广场边缘。

紫藤架下，一群小学生围坐在石桌旁，手中拿着纸笔，仰头看着枝叶间漏下的光影，认真描摹着什么。

阳光透过雨后的云层，将斑驳的影子投在地上，像极了某种密码。

黄素芬习惯性伸手摸向腰间的小黑板——那是她三十年来随身携带的记录工具，每一句新增音频、每一个可疑变化，都被她一笔一划记下。

可这一次，她的手指触到笔槽时，停住了。

黄素芬的指尖还停在笔槽边缘，空荡的凹槽像一张欲言又止的嘴。

她怔了一瞬，目光落在腰间那块磨得发亮的小黑板上——三十年来，它从不曾如此沉默。

每一句新增的音频、每一次频率波动、每一段异常杂音，都被她用粉笔一字一句记下，像是为这座城市编织一张无形的记忆网。

可今天，网破了线，风却还在走。

就在这时，一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女孩跑了过来，仰头看着她，手里攥着一支未拆封的白色粉笔。

“奶奶，今天我们自己写了。”声音清脆，像清晨第一滴露水坠入井中。

黄素芬迟疑地接过，指节因长年握笔而微微变形，此刻竟有些不习惯这新粉笔的光滑。

她低头看向黑板，原本空白的板面已被稚嫩却认真的字迹填满：

“有人说他走了，可他的名字还在走路。”

她心头一震。

不是悲恸，也不是愤怒，而是一种近乎温柔的震撼——仿佛某个早已隐入风中的身影，正踏着童声与光影，在这座城市的血脉里继续前行。

她没擦，也没改，只是缓缓蹲下身，将新粉笔抵上黑板，在那行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