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你们知道现在全市有多少孩子会在写‘我的家人’时提到丙字017吗？”她问。

对方摇头。

“三百八十二个。”她说，“他们不是被教的，是听来的。每天清晨六点，声音从幼儿园喇叭里飘出来，从公交站台的音箱里传出来，从老人散步的公园长椅背后冒出来。当声音成了空气，就没人能再把它抓走。”

话音落下，无人鼓掌。但有人悄悄打开了手机录音功能。

散场后，她在走廊尽头遇见赵文娟——那位曾冒着风险保存原始影像带的退休编辑。

两人相视一笑，什么也没说。

一个眼神，已胜千言。

她们都知道，火种不再藏于胶片或硬盘之中，而是融进了千万人的呼吸与日常。

而在市政府大楼顶层，刘建国正面对一场更隐蔽的博弈。

上级通知下达：拟将“讲书亭”纳入智慧城市统一管理平台，交由国企运营。

表面说是“提升效率”，实则意味着上传权限收归体制，民间自主发声渠道或将关闭。

他未当场反对，而是连夜协调技术团队，提取过去一年所有群众投稿数据，按区域、年龄、职业分类整理，生成一组动态可视化报告。

次日汇报会上，他避开意识形态争论，只展示事实：试点社区邻里纠纷同比下降41%；老年抑郁就诊率减少29%；甚至环卫投诉量也因居民自发维护讲述点而降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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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这不是宣传工程。”他说，“是心理基建。当一个人的名字被念出来，他就没有真正死去。当我们允许普通人讲述自己的历史，社会才真正有了温度。”

最终，方案调整为“政府搭台、社群主理”，运营权移交至由张婉清等人牵头的自治委员会。

风暴暂息，暗流未止。

同一天傍晚，黄素芬推着清洁车穿行于老城区窄巷。

雨水浸湿了她的裤脚，但她脚步稳健。

一路走过新增的讲述角，听见有人低语、有人哭泣、也有人笑着回忆亡者生前爱吃辣。

她习惯性摸向腰间小黑板，却发现粉笔槽依旧空着。

自从那天小女孩递来新粉笔，她便再未记录一字。

不是忘了，而是忽然觉得——有些事，不必再由她一人承担。

转过街角，她经过一栋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老式居民楼。

外墙斑驳，铁窗锈迹纵横。

二楼某扇窗户半开，传出断续的诵读声，模糊却执着，像是从极深处传来。

黄素芬停下脚步。

扫帚停在半空。

那声音……她听过。

不是广播，不是录音。

是一个人，在黑暗中，独自说着什么。

黄素芬的手指在那台老旧收音机的外壳上缓缓滑过，金属边缘已锈得发脆，旋钮卡滞，频率刻度模糊不清。

她站在巷口最后一缕夕阳里，风从楼缝间穿行而过，带着潮湿的霉味和某种难以言喻的压迫感。

扫帚还靠在墙边，清洁车静静停着，仿佛连它也屏住了呼吸。

二楼那位老人的话语在她脑中反复回响：“每天这个时候，它自己响。”

不是定时播放，也不是邻居串线。

一台天线损毁、调频失灵的收音机，不该有任何声音。

可它却在清晨六点十七分准时嗡鸣，断续传出那段熟悉的《听见》口述——关于丙字联络员林德海如何在江畔码头遭遇伏击，临终前将情报塞进孩童的鞋垫。

那是张婉清整理发布的第三期内容，从未在任何广播频道正式播出。

她的掌心渗出一层薄汗。

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