……实际上还是要亏钱的。”

我眉头微蹙：“销量这么好，怎么会亏钱？”

孙向东的语气变得沉重，他开始算一笔触目惊心的“人账”：

“咱们曹河酒厂，现在在册的职工，有三千一百多人。这个数字，在全国同规模的酒类生产企业里，是极其罕见的，甚至可以说是……根本没有。” 他的目光扫过车间里并不算密集的工人，“我不瞒您说，这些年我跑过全国不少酒厂参观学习。江西的都昌酒厂，年产量不小，全厂才两百多人；黑龙江林口一家老牌酒厂，不到三百人；广西浦北酒厂，年产酒量也很可观，才六百多人；咱们省内有家去年刚评上‘大型二类企业’的酒厂，全厂固定工加临时工，总共才七百人左右，他们去年的产量也是四万吨左右，但创造的利税是三千八百多万！”

他看向我，眼神里带着一种近乎痛心的清醒：“而你们曹河酒厂，同样生产了四万吨酒，账上大家一共挣了三千万，听着不错。可是你们养了多少人？三千一百多人！这三千多人里，真正的生产一线工人，我估计不到一千人。光是总厂和各分厂设置的销售科、办事处，后勤、工会、团委、爱卫会、计生办、妇联林林总总加起来，就养了超过七百人！可现在我们的酒，绝大部分是通过东投集团的渠道销售的，你们自建的这支销售队伍，实际上……事倍功半，甚至很多时候是在‘吃空饷’！”

他的声音提高了些：“您算算，一个人一个月平均工资、奖金、劳保，按三百块算，不多吧？三千多人，一个月就是将近一百万！一年就是一千二百万！这还只是最直接的人工成本！朝阳，算下来一分账，你们啊基本就是赚了个吆喝！”

孙向东的这笔账，算得简单，但很冷酷，却也算到了根子上。我看向县委常委、副县长苗东方，他的脸色也不太好看。

“苗县长，” 我的声音平静，却带着压力，“曹河酒厂什么时候……进了这么多人？我印象里，八七、八八年我来考察的时候，全厂职工好像还不到一千人。这几年功夫，怎么膨胀到了三千多人？这些新增的人员，都是怎么进来的？有没有经过严格的劳动计划和岗位核定？”

苗东方显然没料到调研会突然转向如此尖锐的人事和成本问题，他脸上闪过一丝尴尬，挠了挠头，习惯性地用起了基层干部面对棘手问题时的“缓冲话术”。

“李书记，这个……这个情况比较复杂，是历史遗留问题，不太好解决啊。这里面很多人，都是咱们县里……一些老领导、老同志的家属子女，或者通过各种关系安排进来的。”

邓文东也是老曹河人，对酒厂的情况也是知道的，就道：“书记啊，当初酒厂效益好的时候，大家都想往里挤，厂里也有压力，口子一旦打开，就关不上了。虽然现在多数都是合同工，但合同签了，也不好随便清退，牵扯面太广，涉及一两千个家庭，稳定压力……非常大。”

邓文东话里的潜台词很明确：这不是简单的经营问题，这是盘根错节的社会问题、政治问题。动这里的人，等于动了一张巨大而敏感的关系网，可能引发难以预料的社会稳定问题。”

我心里此刻快速衡量，看来曹河酒厂的问题比棉纺厂严重复杂的多，如果在现场没经过慎重考虑就做决断，那太过武断，就道：“向东，云飞，包括这个文东同志和东方同志，咱们试探性的讨论下啊，如果……我是说如果，县委下定决心，要推动曹河酒厂进行彻底的改革，包括对人员结构进行优化调整，打破‘大锅饭’，从企业经营管理的角度，大家认为……要保留多少人合适？”

张云飞背着手，稍一思考就道：“朝阳书记，在这个问题上，我不专业啊，还得向东来说。”

孙向东迎着我询问的目光，没有立刻回答。他再次看了一眼苗东方，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