她本不该多看，可脚步却不由自主停了下来。

因为那页纸上，第一行字写着一首从未听过的名字：

《路灯爷爷》。无需修改

黄素芬的指尖在纸条边缘轻轻摩挲，那张被雨水打湿了一角的便签纸上，字迹已经有些晕开。

她把它夹进清洁车最底层的隔层里，像藏起一颗不该落地的种子。

活动中心的孩子们还在排练。

稚嫩的歌声穿过走廊，在空旷的厅堂里回荡：“路灯爷爷不睡觉，守着街角到天亮……”旋律温柔得近乎天真，可每一声“叮咚”伴奏，都像是从旧年锈蚀的铜铃里敲出来的。

黄素芬没有再靠近，只是站在门后阴影处，听着听着，忽然觉得胸口发闷。

这调子她听过——不是现在，也不是昨天，而是三十年前某个冬夜，码头工会小楼顶阁上传来的口琴声。

那时父亲还活着，常在深夜哼一支没人会唱的曲子，说“这是记人的歌”。

后来他被带走，那支曲子也就断了。

可如今，它竟以童谣的模样，重新爬进了孩子们的喉咙。

她低头看向自己布满裂纹的手。

这双手扫过无数角落，记得每一寸地砖的缝隙，也记得那个雨夜，她在焚化炉旁偷偷拾起半片未燃尽的纸，上面写着“丙组签到，七人未归”。

“丙字藏心，零柒不忘。”

歌词里的谐音像一根细针，扎进记忆深处早已结痂的伤口。

她猛地抬头，望向舞台方向。

灯光下，一个穿红裙子的小女孩正领唱副歌，笑容灿烂如春阳。

可就在那一瞬，黄素芬仿佛看见小女孩身后浮现出一排模糊的身影——他们穿着旧式工装，胸前别着编号牌，齐声低语，却无人听见。

她踉跄后退一步，扶住墙壁才稳住身子。

这不是巧合。

有人把名字缝进了旋律，把历史藏在了纯真之下。

而传播的方式，已不再需要命令、不再依赖组织——它开始自我复制，像病毒，像风，像一场无声的觉醒。

当晚，她在值班室翻出社区过去半年的所有文艺报备记录。

那份《路灯爷爷》的提交人栏写着：“周秀英，68岁，光明里12栋”，地址真实，电话畅通。

但她查了户籍系统，全市并无此人。

再查合唱团家长群聊天记录，发现“周秀英”的语音消息是文字转录，从未发声；照片是一张泛黄的老妇人黑白照，背景隐约可见守灯广场的旧铁塔。

黄素芬关掉电脑，窗外雨势渐大。

这是一种生态——记忆的野生化。

它不再依附于权力结构，也不再仰赖英雄归来，而是悄然寄生在日常之中：一首歌、一片陶瓷、一段低频噪音、一纸伪造捐赠……它们彼此呼应，形成一张看不见的网。

而网的中心，或许早已空了。

但网本身，已经开始呼吸。

与此同时，疾控中心地下二层的冷光灯下，郑其安盯着屏幕上的基因序列图谱，久久未动。

编号R931的样本，最初登记为“1984年环境暴露人群后代生物标记追踪项目”。

如今却被划入“跨代神经记忆表达研究”课题。

他在论文附录中反复读到那句话：“三名受试者家属报告梦境异常，内容高度一致：黑暗礼堂、点名声、穿蓝布工装的男人喊‘下一个’。”

他的手指微微发颤。

廖叔曾告诉他，当年周影主导建立这套隐秘档案体系时，说过一句话：“如果有一天我们都不在了，就让血记住。”

原来不是比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