凌晨两点十七分，电话接通时，听筒里只有粗重的呼吸声。

“刘主任，”郑其安声音压得很低，“你当年批那个项目的时候，有没有人跟你说——这些电线，是用来‘说话’的？”

那边长久沉默。久到郑其安以为对方已经挂断。

“我知道那天他来找我。”刘建国终于开口，嗓音沙哑，“穿一件旧夹克，站在我办公室门口，说想修几条‘会说话的电线’。我以为他在开玩笑。我说，老周，你是不是看太多科幻片了？可他认真地看着我，说：‘不是为了我说话，是为了以后没人敢让别人闭嘴。’”

郑其安闭上眼。

他知道那个眼神。

那是周影最后一次出现在公开场合前的模样——平静得近乎虚无，却又藏着一场未落的雷暴。

“我没拦他。”刘建国轻声道，“反而帮他把项目包装成‘老旧线路智能化升级’，绕过了财政审计。我以为……我只是批了个小工程。”

“你批的是火种。”郑其安说。

电话那头传来一声苦笑：“现在它烧起来了。”

天亮后，郑其安去了城西新建小学。

黄素芬正清扫操场边的排水沟，扫帚停在半空。

一群孩子围成圈玩“传声筒”，笑声清脆。

一人凑近同伴耳畔，低声说了一句：“丙字017。”

下一秒，那孩子挺直背脊，声音忽然变了调，清晰复述：“记住，不是为了报仇，是为了不让别人再忘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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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素芬浑身一震。

她认得这句话。

三十年前，在洪兴康复中心的夜里，周影就是这么对那些失语的工人说的。

一字不差。

她拄着扫帚走进教室，找到班主任赵文娟。

“你们教这个？”她问。

赵文娟摇头，递给她一本学生作文集。

翻开一页，标题是《我家的沉默》。

“课本没写，但孩子们问得多，我就开了个校本课，让他们去采访祖辈。”她语气平静，“结果发现，有些名字，家里人提都不敢提，可偏偏记得最牢。”

郑其安接过作业本。一篇篇看下去。

“妈妈说他是坏人，可外婆哭着说他是好人。”

“我想，也许他只是个不想让人忘记的人。”

“爷爷总在下雨天对着墙角说话，后来我才知道，他在念名单。”

他的手微微发抖。

这不是纪念，是觉醒。像地底的根系，在无人察觉处悄然蔓延。

三天后，市政府召开重点项目审议会。

刘建国走上发言台，提交《城市记忆基础设施建设提案》：建议将讲述亭、公共打印机、开放式广播节点纳入市政规划常设项目，赋予市民自主发声的技术通道。

反对派当场讥讽：“这是要搞个人崇拜？还是建纪念馆？”

刘建国不辩解，只按下播放键。

音频响起——清晨六点整，七十三个不同地点的声音同时切入：婴儿啼哭、老人咳嗽、环卫车压缩垃圾的闷响、煎饼摊油滋声、自行车铃铛、鸽群振翅……三十秒杂音，毫无规律。

然后，风穿过巷道，电流轻微波动，所有声音竟在共振中自然叠加，汇成一句低语，清晰得如同贴耳诉说：

“灯未熄。”

全场死寂。

技术专家紧急调取原始数据，反复比对，最终确认：无剪辑、无合成、无AI生成痕迹。

纯属环境声巧合共振。

“这不可能……”有人喃喃。

“不是不可能。”刘建国看着窗外，“是有人早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