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4月4日，街头叫卖（2’03”），音源似为南市早集老调”

“4月5日，公交报站（6’41”），车型应为90年代长江牌客车”

一笔一划，工整如她三十年来每日清扫街道的轨迹。

她是清洁工，也是守夜人。

那些别人忽略的细碎声响，在她耳中却如钟鼓般清晰——因为她记得，每一个声音背后都曾站着一个活生生的人。

第六天清晨，她终于看懂了规律。

所有新增片段，均来自“城市记忆地图”平台近三日内上传的市民投稿。

系统不再依赖人工筛选，而是通过语义与情绪模型自动识别具有历史共鸣感的声音，并将其嵌入广播流。

这不是故障，也不是人为干预，而是一种自生长的记忆生态正在成形。

她在黑板最上方写下一行字：

“今天的声音，明天的名字。”

次日清晨，一位白发老人提着台老式双卡录音机站在修表铺门口，雨水顺着帽檐滴落。

他没说话，只是把机器轻轻放在档案站门口的木桌上，附了一张纸条：“这是我儿子在拘留所最后一晚唱的民谣……他说，别让他这辈子像没来过。”

消息悄然传开。

第三天，又有家庭送来磁带、手写日记、甚至一段婚礼录像的残片。

社区档案站的灯，第一次彻夜未熄。

与此同时，洪兴总堂地下的元老议事厅内，气氛凝重如铁。

七叔坐在主位，面前摊开着一份文件——《关于承认“真相稽核组”为正式机构的提案》。

三名保守派长老接连拍案而起：“祖规明令，名录一旦定性，生死由命，名字不改！”“若人人可申辩，那当年血战的意义何在？”

争执正酣，一名年轻干事低声呈上最新统计报表。会议室骤然安静。

过去三十天，全市四十七个家族主动申请补录族人信息，其中十九例涉及曾被定性为“叛徒”者。

更令人震动的，是一段临终录音的文字稿：

“我不是英雄，但我求你们……别让我儿子以为我是坏人。”

——王家杰之父，郑文彬，卒于清明前夜

七叔久久未语。

他缓缓起身，从怀中取出一枚锈迹斑斑的丙字徽章，轻轻放在檀木桌上。

那是三十年前最后一次联络成功的信物。

“我们管不了生死，”他声音低沉，却压下了所有喧哗，“但管得住名字怎么传下去。”

窗外雷鸣炸响，暴雨倾盆。

港综：洪兴四九仔，踩靓坤扎职三月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