，持续静立三分钟零十四秒，才悄然远去。

张婉清立刻调取气象局存档，核对日期。

清明节后第三天，晚间九点二十一分至九点五十二分，守灯广场实录暴雨，风速达八级。

正是周影失踪当晚。

她没对外透露半句，只是连夜复制了一份磁带，原件密封后亲自送往城南诊所。

到达时已是傍晚，夕阳斜照，门前站着个年轻人，拄着拐杖做复健训练。

那人抬头看了她一眼，忽然开口：“昨晚我梦到医生站在雨里，手里拿着个陶罐。”

张婉清心头猛然一震。

她没有追问是谁，也没有表现出任何异样，只点了点头，把磁带交给了郑其安，转身离开。

走在归途上，她终于明白了什么。

记忆不再依赖影像，真相也不再依附文件。

它们已渗入梦境、化作回响、藏进脚步与心跳之中。

有些人走了，却比活着时更真实地存在着。

而在市政府大楼第八会议室，刘建国正站在投影幕前，面对一屋子质疑的目光。

“心理干预不属于公共文化职能范畴。”一名财政代表冷冷道，“我们建的是讲述亭，不是心理咨询所。”

刘建国没争辩，只请来三位社工现场连线汇报。

第一位讲述独居老人陈伯的故事：妻子去世两年，他每天清晨六点准时走进讲述亭，朗读她的日记片段。

三个月后，抑郁量表评分下降52%，社区跟踪观察确认其社交意愿显着提升。

第二位提到退伍老兵李广生，曾因战争创伤多年闭门不出。

自参与口述历史计划以来，通过反复讲述战场经历，PTSD发作频率降低七成。

最令人震惊的是第三位案例——某退休档案管理员，匿名投稿三十天忏悔录，详述二十年前如何奉命销毁一批敏感文件。

最终主动前往纪检部门自首，称“说出来，才算真正放下”。

会场一片寂静。

刘建国站在光影交界处，声音平静却不容置疑：“我们建的不是亭子，是允许人‘卸下包袱’的地方。有些伤口，必须靠说出来才能愈合。”

会议结束，市长单独留他谈话。

“上级同意扩大试点范围，”市长说，“但有个条件——不能提具体名字。”

刘建国沉默良久。

窗外暮色渐浓，远处守灯广场的地灯又闪了一下，短暂而清晰。

他终于开口：“本来就不该提。”

几天后，黄素芬推着清洁车转入东街拐角。

雪已化了大半，石板路湿滑反光。

她习惯性地放慢脚步，扫帚轻拂过路边落叶堆。

前方就是一所老年活动中心，平日热闹，今日却格外安静。

直到她走近门口，忽然听见里面传来争执声。

黄素芬推着清洁车缓缓停在老年活动中心门口，扫帚柄抵住门槛，金属轮子卡在湿滑的石板缝里，发出一声闷响。

争执声从门内传来，像一根绷紧的弦，在空荡的走廊上震颤。

“我听得清清楚楚！”一个苍老的声音固执地响起，“每天六点整，频道601.3，有人念名字——先是姓氏，再是编号，像从前点卯一样！昨儿还念到‘周’字头的……”

“你魔怔了。”另一人冷笑，“那台破收音机连天线都没了，还能收什么台？广播局早撤了短波网，现在全是数字信号。”

黄素芬没敲门，轻轻推开虚掩的门。

屋内暖气不足，几位老人裹着厚衣围坐一圈，目光死死盯住茶几上那台老旧的红灯牌收音机。

外壳泛黄，